日常普法第32期：未經股東會作出有效決議，簽訂的董事委托合同無效

【裁判要旨】

　　董事與有限公司之間系委托合同關系。董事委托合同的有效性取決于公司是否作出了有效的股東會決議。選任董事屬于公司內部的組織行為，不涉及交易上合同相對方利益的保護，未作出有效股東會決議的，無論相對人是否善意，董事委托合同均為無效。

【基本案情】

2006年1月20日，北京鼎盛新元環保裝飾技術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鼎盛新元公司）、程某明與唐某芳簽訂《董事協議書》，載明：經股東會研究決定，任命唐某芳為鼎盛新元公司在職董事，任職期內享有公司規定的每年高級管理層年度分紅利潤10%的分紅權。在崗工作聘任職位為人力資源部長，并享有相應崗位的勞動報酬和相應待遇。同年6月18日，鼎盛新元公司作出股東會決議，選舉唐某芳為監事。2018年7月23日，鼎盛新元公司免去唐某芳的監事職務。2019年4月3日，唐某芳訴至法院，請求判令鼎盛新元公司按照《董事協議書》的約定支付自2006年1月20日起至起訴時公司利潤10%的分紅。

【法院裁判】

　　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從《董事協議書》的名稱和內容來看，“每年高級管理層年度分紅利潤10%的分紅權”系唐某芳基于董事身份所取得的權利。本案爭點是，唐某芳主張董事10%的分紅權是否有事實和法律依據，而這取決于《董事協議書》相關條款的效力。根據公司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選舉董事以及決定董事報酬系股東會的職責權限。此外，擔任公司董事需承擔相應的法定或約定義務，故除股東會作出有效決議外，還需要公司與相對人簽訂董事委托合同。在股東會決議與委托合同的關系上，由于選任董事和決定董事報酬屬于公司內部的組織行為，不涉及交易上合同相對方利益的保護，未作出有效股東會決議的，董事委托合同不生效力。根據查明的事實，唐某芳在2006年6月至2018年7月期間實際上擔任鼎盛新元公司監事而非董事。雖然《董事協議書》中載明“經股東會研究決定”，但是沒有證據證明鼎盛新元公司股東會對此作出過有效決議，故《董事協議書》相關條款無效。據此，法院判決駁回唐某芳的訴訟請求。

　　宣判后，唐某芳不服，提起上訴。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判后評析】

　　本案所涉核心問題在于董事與有限公司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以及法律效力的認定。

1.董事與公司之間屬于委托合同關系。法律關系的性質應當根據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內容加以判斷。公司法第六章系關于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和義務的規定。其中，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敝覍嵙x務要求董事必須忠實地為公司謀取最大利益，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或他人謀取私利或將自己及與自己有關聯的個人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勤勉義務則要求董事積極地履行職責。概括而言，董事的主要義務系基于公司的信任為了公司的利益處理公司相關事務。這種權利義務關系符合法律關于委托合同的定義，即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由受托人處理委托人事務的合同。因此，董事與公司系委托合同關系，這也是我國公司法學界的通說。

2.董事與公司之間的委托合同是不要式合同。我國法律并未對董事委托合同的形式作出強制規定，易言之，除了書面形式外，雙方亦可通過口頭或者其他默示方式成立委托合同關系。目前，我國公司實務中，很多中小公司缺乏足夠的法律知識和規范意識，在選任、委派董事時，雙方并未簽訂書面委托合同。但是，只要有證據證明雙方達成了委托合同的合意，就應當肯定雙方成立委托合同關系。另外，有必要區分委托合同和勞動合同。雖然在委托合同和勞動合同中，都有一方負有提供勞動（勞務）以處理或完成事務的義務，但兩者仍屬于不同類型的合同。董事與公司之間成立委托合同關系，并不必然意味著兩者同時存在勞動關系。在同時成立委托合同關系和勞動關系的情況下，也必須區分董事所主張的權利系委托關系中的委托報酬還是勞動關系中的勞動報酬，進而適用不同的法律予以處理。

3.董事與公司間董事委托合同效力的認定。根據公司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選舉和更換非由職工代表擔任的董事、監事，決定有關董事、監事的報酬事項，屬于有限公司股東會的職權。是否委派或聘任某人為公司董事以及如何決定相應報酬，不屬于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權限。只有在股東會作出有效決議后，才可以由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人代表或代理公司對外訂立董事委托合同。合同法第五十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痹摋l規定旨在保障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但是，董事委托合同主要涉及公司組織結構和內部治理事宜，不涉及交易上合同相對方利益的保護問題，故不論相對人是否善意，即其是否知道或應當知道公司股東會未作出有效決議，都應當認定董事委托合同無效。
（來源：人民法院報）